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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纪许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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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老纪,一个奔跑在中国各个角落的新闻记者,我流窜于各个新闻现场,忠实于我的职业。我主张新闻专业主义,我负责报道一切未解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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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通缉门”事件中的三个伪命题  

2010-08-12 01:15: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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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通缉门”事件中的三个伪命题

南都记者  纪许光   本文刊载于 南方都市报官方网站 传媒研究

记者“通缉门”事件,提出三个伪命题——客观真相、舆论真相和法律真相。某种程度上,这些真相都不能被认为是实质真相,是伪命题。

 所谓实质真相,除了上苍知道,只有一个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加接近它。那就是,三个伪命题在相互撕扯和碰撞中,逐渐显露出来的那部分。我和战友们要做的,就是用“究竟”的方式发现和记录,我将之称为“无限贴近”。尽管,这种贴近的结果有时并非实质真相的全部。

 作为“记者通缉门”事件全国第一稿作者,我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在前往浙江的路上,我给凯恩相关人士发去短信。我说,南都希望善始善终,记者通缉门事件从我们开始,就在我们这里结束吧。

   很奏效,那些与通缉门有关的各色人物甚至主动跳出来与我和晓红接触。警方、王白浪、王静波、周京长……,各方表现出的主动程度超出我们的意料。

   只是,在我们的调查文本出品之后,这些人当中的某部分不再愿意说话了。因为他们发现,在这次全面的竞逐战争中,没有办法让我们成为他们的机器。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的报道从对警方滥用公权的质疑,同步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是,记者仇子明在凯恩“毁誉门”事件中担当的角色。这在很多同行眼里,是不可接受的。比如,人们认为,当地警方动用公权为一个上市公司“服务”的举动是应该被鞭笞的,又比如,新闻记者的舆论监督权是可以从这个事件中获得重视的。还比如,我们是同行,同行就要相互照应,相互支持。

 这些压力是巨大的。可我和晓红的《追查通缉门》还是毫不客气地出现在南都深度周刊的版面上。我给新闻界同仁的解释是,警方已经为一次错误的决策付出沉重的代价。登门道歉、撤销通缉,均系其诚意表现。甚至那个在道歉现场执意要穿上警服的当地公安头头李建华,也是值得尊敬的。那个晚上,在经济观察报隔壁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这个年届50的男人,代表公安,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对于我们而言,纠责的概念,是发生错误的一方必须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公安抑或记者,只要做错了,皆不能因其身份的特殊而接受庇护。一杯水端平,是我们的职业本份。

  现在,我和晓红需要做的是,记者通缉门事件背后,那些看不见的黑手。比如,谁纵容和推动了浙江警方这次错误的决策?毁誉门事件背后,记者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调查中,我们获得了将仇子明拉下水的一个关键人物信息——浙江遂昌本地人周英长。到目前为止,所有可见信息显示,是的他指认和作证,最终使得仇子明陷入漩涡。

  在他那里,我们详细获得了遂昌警方同样掌握的全部素材。综合其他佐证,我们的《追查通缉门》只能在一种隐痛中,将仇子明和那次的“四人会议”写了进去。是的,那次4人会议上,记者仇子明到底担当了什么角色?以至于后来警方将矛头指向他?

  第一次见到王白浪的时候,他的眼神里闪过大约0.5秒的质疑。我大概知道他在想什么,眼前这个将通缉门事件捅得满世界飞的记者,可以信任吗?

  或许,在那0.5秒之中,他还需要痛恨我一下。毕竟我的报道让他和当地警方陷入困顿甚至是绝对的尴尬境地。

  20分钟后,我把王白浪问哭了。这个40多岁的男人,上市公司大佬。也许好久不知道眼泪的滋味了。泪水在眼眶中强忍了数秒后,痛快的流下 。他说,他决定将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不仅是对南都的期许,还因为他注意到我脖子上佩戴的观音吊坠。

  周京长也是一样的,在我们连夜赶到杭州的时候,他和几名公司高管前往接受专访。同去的,还有证人周英长,这让我和晓红吃惊。

坦率的说,感觉不好,这名一会儿选择向王白浪通风报信,一会儿向周京长表示友好的职业经理人正在用他的行为,增加我们对其感观认真的质疑。

这一次,周京长改口了。此前的“专门应记者仇子明的要求找到周英长”,变成了“老乡叙旧”。

  此后,王氏兄弟与周京长之间多年的恩怨纠葛被我们以全面的文本形式呈现给南都的读者们。这个时候,仇子明成为我们重点质疑的对象。比如,周英长向警方作证时说起的,那次4人会议上,他作为一个记者,不该说的话。再比如,周京长突然对细节描述的改变……

  稿子见报后,一些人选择了不理解。人们认为,我的报道会让本已严重失衡的媒体从业环境更加紧张,那些手持公权的国家机器的操控者们会更加肆无忌惮。

  还比如,仇子明的同事们,对南都和我本人由最初的感激变为排斥。我知道,我得罪人了。

  那天深夜,我只说了一句,通缉门事件证明我们的报道是绝对严谨的,我们的报道初衷,也得到实现。警方的道歉和撤销对记者仇子明的刑事强制措施,就是最好的说明。

但是,当我们的这种善良有可能被欺骗的时候,我还是选择靠近真相。实施这一骗局的,无论是警方还是记者,我都不会放过披露的机会。这与报道对象是不是我的同行无关。

在捍卫新闻人权益和保卫舆论监督权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做到极致。可这胜利,在我看来,是有瑕疵的。警方的“撤销通缉”、“登门道歉”是基于政治考量还是真的因为自己做错了事情而由衷表达歉意?

 我们的调查结论是,两者皆有。一方面,在强大的媒体压力下,当地警方不得不审慎对待这一事件。另一方面,则属必须,浙江丽水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刘敏在接受我的专访时承认,对仇子明采取强制措施,遂昌警方至少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证据固定。而依据没有进行文本固定的证据冒然出招,无论在程序上、还是现行法规上,都是错误的。所以,权衡之下,公安只好低头认错。

  但不要忘记,“凯恩毁誉门”事件并未撤案,被解除了通缉(刑拘)并获得道歉的涉事记者也并未绝对安全。

离开浙江的时候,丽水市公安局一名内部人士这样评价整个事件——“媒体早就了一个名记,但这个名记是个二踢脚,第一响窜入高空,第二响或者坠向地面。”这话,似乎预示着事件未来的发展走向。

8月6日,南都再次2两版连刊,《凯恩“毁誉门”事件中的媒体暗战》,以全面的视角,历数了自2006年以来,自觉或不自觉的陷入凯恩毁誉门事件中的媒体以及新闻记者。

这一次,给一些人留了面子,《凯恩“毁誉门”事件中的媒体暗战》只在纸媒刊载,并未上网。有人说,南都借此在强调自己在中国新闻界的权威。

老纪个人对此论调是有异议的,南都早已不需要依靠什么报道来树立权威,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仇子明和凯恩毁誉门事件,是南都若干报道范例中,最为普通的一次生产过程。记者通缉门事件和我们报道其他事件一样,我们追求的,只是事实。

记者通缉门事件之后,凯恩王氏兄弟与周京长的恩怨被彻底掀开。只是这一次,双方不再成为舆论的操控者。在强大的媒体关注下,那块遮羞布已经没有意义了。

  可以预见的是,凯恩毁誉门之后,仍会有大批的新闻人陷入漩涡。这个是个不怎么纯粹的圈子。张开大腿换取锦衣玉食的勾当一直存在。

  记者通缉门报道中,我们重申和强调了舆论监督权利必须获得尊重的根本诉求,并获得胜利。在争取舆论监督权和媒体人权益这一点上,其必将载入中国新闻史。

无限贴近事实(实质真相),是职业新闻人的根本追求。凯恩“毁誉门”或者鱼死网破,或者将以不了了之最终宣告终结。有些人更倾向于后者,毕竟,政治考量在这个国度里是最大的。没错,有时它确实可以凌驾真相之上。在这里,法律,究其实质,首先要屈服于政治。

“在仇子明新浪微博的左上方,是一张复古作旧底色照片。仇子明站在两堵大墙的中间,狭窄的墙体间隙里只够瘦小的他勉强容身。抬头远望,却因大墙之阻挡,目光惆怅。……”

这是我在记者通缉门事件第二稿中写下的导语。仇子明微博上的那张照片,成为我写作的重点。我希望用对两堵大墙以及其中那狭小的缝隙以及仇子明瘦小的身躯,来映射中国新闻人从业环境的悲凉。

和很多善良的人们一样,我曾试图用一个纯粹的目光来审视我的这位同行以及他的遭遇。我曾试图用最完美的笔触去保卫我们的从业环境。为全体新闻人,也为我自己,争取那点可怜的权益。

现在,在我们的调查过后,一个强烈的信息在提示着每一个深陷漩涡中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干干净净地做事,才是本份。

这话,送给浙江公安、也送给全国新闻同仁和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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